智利乌托邦：“Cybersyn计划”实验室现身伦敦

伦敦设计双年展：在2016伦敦设计双年展上，智利以一组名为“counterculture room”（反文化试验室）的现场装置，展现了他们对于“乌托邦”主题的表达与理解。这件由“fab lab santiago”（圣地亚哥制造室试验）创作的作品，其灵感来自于1970年的“Cybersyn计划”，也被人熟知为 “project cybersyn”（协同控制工程）。这项有着45岁高龄的计划，由费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与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salvador allende）联合研发，旨在改善这一南美国家在企业网络方面的效率。为此，他们创造了一套网络管理系统，通过信息流的方式将工人与管理者们联结在一起。

反文化试验室里的“脑部”一瞥

在2016伦敦设计双年展上的智利展厅里，“反文化试验室”展示了cybersyn计划的历史与创新的特点，以及它如何对当今的设计世界产生影响。通过一组经典的图像和网络管理系统中心具有突破性的重新演绎，描绘了上世纪70年代时期，智利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转化为一串串数字代码的图像

在今年首次开幕的伦敦设计双年展上，设计邦（designboom）有幸与圣地亚哥制造实验室的联合主管、反文化试验室的设计首脑——andrés briceño gutiérrez 与tomas vivanco坐在一起，就本次“乌托邦”主题的现实意义，“cybersyn计划”背后的思想，以及它如何在今天仍然对设计和社会产生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探讨。

设计邦（designboom）：反文化试验室的灵感来源于“cybersyn计划”，能不能请你谈一谈这项计划的更多情况，以及它与你的设计在那些方面有所关联？

andrés briceño gutiérrez（ABG）：“cybersyn计划”的最初想法，是要创造一个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平台，一个交流的平台，来管理智利的整个生产体系。因为当时的国家处于一种完全隔绝的状态。智利是世界上一个偏远的小角——非常遥远，远离一切。在这种孤独的状态下，他们希望将公司、科技与交流等方面的管理问题进行解决。于是他们想到了控制学，并邀请当时负责促进智利经济发展的国家机构CORFO里的费南多·弗洛雷斯前来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他们组建了一支团队，来设计一个能够管理这种复杂体系的科技交流平台。

总之，“cybersyn计划”可以看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想要创造一条新的道路；不是用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而是两者之外的第三条路。这就是为什么把它称为“反文化”、为什么我们的展览是这样一种样貌的原因所在。我们试着为这套装置注入许多不同的信息，我们想要为大家展示“协同控制工程”背后的故事。在许多领域它非常有名，但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认为它不过是一个虚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让每个人都能了解整个故事，并且对这个复杂的项目进行一次清晰完整的解释。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包含着许许多多的不同方面。

70年代时期智利的政治社会环境

DB：为什么你认为此次第一届伦敦设计双年展的“乌托邦”主题，尤其贴近当前时态？

tomas vivanco（TV）：许多年以前，设计和建筑共同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死结。我们碰到了这样一种境况——社会变得愈加浮华，设计师们开始做出一些无人关心却又充满幻想的回答。然而，“乌托邦”正是一张对新秩序、新世界和新幻象进行重新思考的邀请信。如今，我们需要对确切的问题进行一番重新思考。对我来说，“乌托邦”是一种非常切合实际的思想，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创造一种新的规则。这种创造不是一年或几年能够解决的问题，它需要花上整整半个或一个世纪来完成，因为它需要过滤掉整整一代人。

“乌托邦”给了我们一次新的机会，得以重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此展示的装置，就是对我们创造这样一种新秩序的解答。它不是要告诉人们如何去控制这个社会，而是创造一种全新的观念与思维。

ABG：只是对tomas的话做下补充，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关于这套装置和“cybersyn计划”的事情，作者在里面把它描述为一种“邪恶”的计划。这是因为来自第一世界国家的人们无法了解智利的政治家们所要寻求的那种远超于权力、金钱和控制一切的理想。这一点在我们看来非常有趣，因为当我们谈论“乌托邦”时，人们并不会真正理解这个词语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贫乏。在那个年代（60到70年代），智利真得非常、非常贫穷。虽然我们如今的境况远胜于当时，但我们的配给资源仍然十分缺乏。我们希望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总会把这些因素放在心头。但我们没有那么多达到完美所需要的金钱。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次能够有机会在伦敦设计双年展上展示它们，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终于可以真正开启人们的思考，并且聆听大家对于“乌托邦”理想的不同理解。

重新改造的控制中心

DB：在这次“反文化试验室”的空间设置中，你们对于这种新的秩序和交流控制进行了哪些体现？

ABG：我们尝试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尽可能地解释更多的方面。我们选择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建造出一堵围墙，一层连接现实的膜壁。这是为了把真正的问题与这样一种全新的、前卫的观点进行一次彻底的比较。我们认为装置中最为有趣的一点，就是位于中心的临时墙壁。因为是它把这种贫乏现实中的图像转变为一条条代码与数据。

TV：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只技术上的“黑匣子”，来自于45年前成立的项目团队。没有人知道当初它是怎样实现的，可确实有人把它做了出来。这个房间只是项目的一部分，总共还有四个房间。正是这些房间组成了整个系统，组成了这只“黑匣子”。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放进“iphone”里的小人，可以在里面工作与生活，那就是我们设计的房间。你可以在里面控制监视器，进行沟通与互动。如果说模拟与数字世界间存在一段看不见的门槛，那对我们而言，这个门槛就是设计。它是一种中间的区域，一种可以把社会互动、运动或者经济用数字化的方式转变为代码与数据的方式。

ABG：通过影像监视装置，我们希望提出一个最后的疑问。那就是：如果费南多·弗洛雷斯在1971年做出了这项计划，那么生活在今天这个互联世界中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